早就想写点关于媒体在“5•12”四川汶川特大地震中发挥的巨大作用和力量的文字了，但心里总觉得有一个模模糊糊问题没有弄明白，现在似乎有些清晰起来了，这就是媒体在重大危机事件中所能发挥的力量和它所应承担的责任。

　　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后，全国上下真正形成了众志成诚、抗震救灾的局面，中华民族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互助互爱的优良传统品德深深感动着每一个人，中华儿女的爱国情怀得到最充分的展现，国家和人民的强大凝聚力在这场特大自然灾害面前获得空前的提升与加强。这一局面的形成，是与全国媒体在这个重大危机事件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和力量分不开。

　　中国一直以来对灾害的报导，基本上都是采用新华社通稿的方式公布的，人们对灾情的了解也主要通过这一官方的渠道；同时，媒体报导的着重点不是灾害本身，而是“人定胜天”，因而，对重大灾害本身一般轻描淡写，抗震救灾的情形则成了所有新闻的中心。这样的新闻报导，难以让对灾情没有直观感受的大多数公众详细地了解灾情，感知灾害的严重性，因而也难以激发起对灾情和受灾群众强烈关切的感情。32年前唐山大地震未能像此次地震那样，即时如此引起全国公众强烈感情的情形，我们至今记忆犹新。

　　在这次汶川特大地震灾害中，媒体的报导备受称道，其中最突出的有二点。一是完全改变过去那种封闭半封闭的状态，各路记者迅速行动，进入重灾区，灾区也对媒体全面开放，并为媒体的采访和报导提供方便。还有大量的志愿者进入灾区，其中许多人在为灾民提供各种帮助的同时，用各种方式向外界传递着他们的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媒体和这些民间信息渠道，从公布第一张来自灾区的照片，到逐渐源源不断的现场报导，真实地记录下重灾区房屋垮塌、山体崩坍、人员被埋……这令人心碎、惨不忍睹的景象，也全面地展示了全国上下紧急行动、抗震救灾的感人情景。二是中央媒体全力投入，并调动所有省级和城市媒体力量，全方位连续滚动报导灾区特别是重灾区的灾情发展和救灾进程；政府以新闻发布会的形式，及时发布和通报灾情变化及救灾进展，使灾区的报导空前丰富和全面，使灾区外的公众能迅速及时地了解灾情发展和救灾情形。正是媒体的全力关注和报导，激起了全国人民对灾区和受灾群众的强烈感情，唤起国内外人性和人道的强大力量，凝聚起整个中华民族的物质和精神力量。

　　可以说，在这次汶川特大地震的危机事件中，媒体的力量来自其反应的快速、真实和开放。这也是媒体在任何重大危机事件中应承担的责任。

　　然而，由于第一次在重大的公共危机事件中面临着如此自由开放的报导环境，媒体自身也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出现了一些负面效应，试举几例：

　　例一，出于激烈的新闻竞争的需要，媒体往往追逐灾区内那些具有特殊新闻效应的事件、地方和人物，如国家领导人到过的乡镇、学校，国家领导人慰问过的伤员、孩子，国家领导人探视过的救灾事件和英模人物。这些事件、地方和人物被媒体用文字和画面大量聚集、反复报导，为广大媒体受众构筑了电视视觉中的灾区和救灾情景，这类甚至带有人为的想象成份的灾区情景，引导并吸引了灾区外公众的注意力，也造成了大量救灾物资和志愿者的无序投放、重点集中，而有些地方却不能得到及时有效的救助。据报道说，有些受灾同样严重甚至更严重的地区，则不得不向上级政府报告，要求将自己列入重灾区，以吸引媒体的注意，藉此获得更多关注和相应救助。

　　例二，在这突如其来的重大灾害中，受灾群众，无论是从地震中废墟中幸运生还的人，还是在地震中失去亲人仍奋不顾身投入援救的人，都经受了巨大的肉体和心灵创伤，对于他们，最重要的是给予可能的物质帮助和心理安抚。可是，灾情发生后，大量没有危机事件采访经验，也从未受过心理干预训练，甚至连自己必要的物质准备都没有的记者，涌入灾区，不但不能给急需帮助的灾民有所帮助，一定程度上还增加了灾区的负担。值得指出的是，一些记者从过去灾害报导的传统思路（比如“发现救灾英雄”“树立救灾典型”）出发，面对经受着巨大内心悲痛的人，提出一些轻率的鲁莽的问题。诸如：有记者对在地震中失去父母女儿、带着极大悲痛投入救灾、后被公安部授予“特级英模”的彭州女民警蒋敏问：“看到别的孩子，你想你的女儿吗？”“看到别的老人，你想你的父母吗？”记者的这类提问，是为了塑造出一个抗震救灾的“典型”“英雄”，可是在这样的救灾现场，在她极度悲痛和疲乏的状态，实际上是在唤醒她的悲痛记忆，刺激她的悲伤心灵，是在进行二度心理伤害。我们还看到，一个人物或亮点，会有成百上千个记者去争相采访报导，造成对受灾者的持续骚扰和伤害。有报导说，“敬礼娃娃”朗铮，由于被过多的采访、追问和回忆而出现了怕说话、怕生人的心理障碍。《南方都市报》一记者写的《面对巨灾，记者何为》的手记说，有记者为了追求电视画面效果，把刚救出的人眼罩拿掉，导致对方失明；有记者对刚被发现还在废墟未被救出的人反复提问，导致刚救出的人立即死亡。“这些行为不仅违背新闻工作者的基本职业道德，而且丧失了人性”。

　　例三，这次重大危机事件的报导，主要集中在重灾区，相当完美地达到了真实传达灾情、安抚公众情绪的功能，同时了成功地激发了全国公众心中的人性悲悯和爱国情怀。然而，在这一主流的背后却存在二个容易被忽视的问题。其一，一些轻灾区，如绵阳、成都等地，那里的公众，虽然没有像重灾区的灾民那样遭到毁灭性的打击，但他们同样处于余震的威胁之中，经受着灾难随时降临的心理压力，所以同样需要人们的帮助，特别是精神上的关注和抚慰。可是在整个震灾中，对这些轻灾区，虽然也有一定数量与密度的报导，但由于几乎所有媒体资源和力量都投向了重灾区，它们成了媒体报导的“盲点”和“孤岛”，致使震灾期间，这些地方出现了一些本不该出现的混乱局面和恐慌情绪。其二，没有从灾害造成的严重危害进一步追问存在的社会秩序、管理漏洞和工程质量问题，警醒人们关注救灾中出现的一些无序和混乱状态，缺乏媒体应有的“批判功能”。

　　克服上述所举三方面例子所突显的问题，恰恰是媒体在危机报导中同时应遵循的原则和应承担的责任。就是说，为了尽量减少对受灾者的心理骚扰和伤害，媒体应该有组织地实行“新闻分享”的原则；要根据受众的心理需要，尽可能快速准确地提供他们所需要的信息；要注意报导的全面与均衡，使公众能在尽可能全面真实的信息基础上建立关于灾害的图象，从而更好地理解政府的各项举措。

　　在重大危机事件中，媒体怎样更好地承担起自己的责任？这应当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