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件事至今仍印象特深：某个冬天，报纸电视都在说，明年夏天，红色将成为女士们衣服的流行色。果然，第二年的夏天，街上便到处可见红色，红裙子，红衬衫……。预见得真准啊！自此对媒体的神通，惊奇又佩服。

　　现在，终于有些明白了：这是媒体的神通，更是媒体的狡黠。

　　早些年所说的媒体，大概只限于纸质报刊、电台广播，后来，电视成了媒体的老大哥；当今，无疑包括互联网，再近，还得加上手机附加的功能尤其是短信功能。电视和互联网是今天最主要的媒体手段，已是不言而喻了。媒体主导现象、媒体时代、媒体社会这些词汇的广泛运用，无可争辩地表明，媒体正在全方位影响着当代社会生活的各方面。媒体已构造了一个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信息世界，我们正生活在这个世界中，被它包围着裹挟着，踉踉跄跄，跌跌撞撞，不由自主。

　　所谓“媒体社会”、“媒体时代”，大致有两层含义：一是指我们的社会受媒体驱动，在媒体的强烈影响下运动、变化、发展；二是指媒体以它独立的意志构建了一个信息社会。

　　以电视和互联网为主要手段的媒体，具有显著的优势和特点：（1）高效性。信息容量极大，传输速度极快，且不受地理、时间和空间因素的约束；（2）集合性。互联网采用统一资源定位器（URL），将文字、图片、动画、声音和视频集成一起，构成了一个巨大的信息集合，真正实现了“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3）交互性。可以通过电子邮件、留言、在线交流甚至面对面交流等方式进行交互性联系；（4）广泛性。电视复盖了广大城乡，互联网把地球极大地缩小，几乎成了“地球村”，各种媒体的结合，使世界各个角落发生的事件，都能在最短的时间内为人们所知道。而媒体融入市场经济，则带来了经济全球化和知识经济化这两个重大的变化。所谓“现代社会”，在某种意义上说也就是“媒体社会”，这样说毫不为过。

　　媒体所具有的上述优势和特点，使它在当今世界和人类生活中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

　　媒体的这种作用主要表现在：（1）作为社会的观察手段，可以发现社会中存在的问题并使之公开化，引起人们重视，变得可以纠正；(2)作为社会的检察官，检查社会中各种权力的使用是否得当，人们合理的需要和愿望是否得到落实，并向相关人员和机构施加压力，促使他们纠正错误。(3)作为大众的公开论坛，使不同观点能够得到尽可能多的发表，产生一定的碰撞，并促成形成统一的意见，推进社会的团结整合过程；(4)作为社会的发动机，通过发布信息，引导社会舆论，调动人们为社会服务的积极性；（5）作为社会的交流平台，不断交换和汇总社会方方面面的信息，形成一个共同的信息世界、信息社会。

　　媒体构建的信息世界特别是因特网形成的虚拟世界，是一个虚拟的“自由时空”，它包含着信息的及时性、多变性，又体现出信息的共享性、集聚性、互动性和开放性，因而也集聚着各种政治力量与意识形态、各种民意和社会舆论。信息的传递方式从传统的组织间的层级式传递和人员间的接力棒式传递，变成了平面式、集约式和交互式传递；政治家们在传统传递模式下所具有的优先获得信息的权利和机会，在媒体时代已大部分丧失，人们拥有了相对平等的获取社会信息的权利和机会，一个国家、政党的领袖想什么，说什么，本国公民、本党成员可能还不知道，而世界遥远角落里的人却已经知道了；通过媒体交互式传递的平台。不同的观点、立场、信息和需求可以方便地交流，人们也可以通过媒体进行比较，并在比较中权衡、争论和取舍，从而可能在更广泛的范围，以更丰富的层次影响人们的观念、生活和活动。

　　媒体改变了社会的政治生活。在当代西方，政党的最主要活动是操纵和参加选举，而政党或政党领袖的媒体形象，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选举的成败。我们还记得，1997年到1998年初的德国大选，德国社会民主党中有一个公开的争论：到底应让时任党主席的拉方丹还是让施罗德担任社会民主党总理候选人。这个问题要是在90年代中期以前会很容易解决：经过党内的酝酿和讨论，由党的中央机构根据党纲的要求选出候选人，拉方丹是当然候选人。可是，那次社会民主党候选人的产生却不一样。施罗德成为联邦总理，实际上是走了一条“媒体制造”的道路。使他成为总理候选人的不是党内大多数的支持，是媒体。施罗德在这个时期，充当了党内现代派领袖，提出包括被称为“德国版本的第三条道路”的“新中间”理论，得到了媒体的巨大支持，几乎所有的媒体都把目光集中到施罗德身上。虽然党内大多数人支持拉方丹，但最后党的领导机构还是宣布由施罗德担任总理候选人。党的领导层认为，在媒体时代，党的主要代表不仅要懂得党纲，更应当懂得媒体的要求。只有选一个能够在媒体中很好地推销自己的人，社民党才有更大的希望得到多数人的支持，才能赢得大选，也才能有实现其纲领的机会。我们还记得1992年的美国大选，当时的一份民意调查表明，克林顿那充满激情的“帅哥”形象，一开始就把老成持重的老布什给比下去了。许多选民特别是年轻选民认为，他们的国家更需要的是朝气而不是经验。绯闻不断的克林顿，仿佛真的成了美国人具有“朝气”的象征。这时候，政治纲领似乎并不重要了，谁在媒体面前表演得漂亮就投谁的票。不但如此，媒体还改变了政党的行为模式，影响党的机构做出重大决定，而不是像从前那样，党的机构的最后决策只受党内意见形成过程的影响，这是媒体时代的一个重大特点。

　　媒体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生活内容。目前我国周未加上法定假日已达到114天，还有带薪休假期，城市工作人口全年有三分之一时间处于假日状态；城市中老人、孩子、病人这些非工作人口，基本上常年处于闲暇状态。人们是如何度过这许多闲暇时间？有调查显示，除了部分时间用于旅游、打牌、游戏外，主要就是看电视了。看电视已成了目前城乡绝大多数人消磨闲暇时间的主要方式。当年《渴望》放映时万人空巷的情景，还历历在目；每年大年三十晚，亿万人坐在电视机前焦急等待春节晚会开演的场面，几乎人人经历过；一坐下来随手就打开电视机和电脑，似乎成了许多人一种无意识的习惯动作。电视成了人们生活中最主基本的生活伴侣，电脑成了上班族最主要的生活工具，上网成了大多数年轻人的最主要业余爱好。媒体深刻地改变着人们日常的生活方式和生活内容，已是不争的事实。

　　媒体也改变了经济发展和商业运作的方式。当代经济全球化浪潮席卷全世界，无疑与媒体渗透于各个角落的信息快速传播、交流和影响直接相关；知识经济化现象的迅速出现和延展，显然也与媒体与市场经济的结合相伴相随；网上交易、网上商店也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而方兴未艾。媒体业的高度发达，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企业发展的传统路径，以销售带动生产决定生产，而扩大销售的最重要最有效手段便是媒体广告，各级各类媒体，从央视到县市级电视台，从中央级报纸到各家大大小小的杂志报刊，大到每年砸钱几亿的标王，小到报纸角落屏幕底边各式广告，铺天盖地。许多所谓的名牌名品，就通过这种途径和方式产生出来的，那些媒体的大大小小钱袋，也由此装得满盆满钵。

　　媒体的这种强大作用，我们是亲身感觉到了，亲眼看到了，也已实在地享受到了。

　　我们在享受媒体时代带来的快捷、便利、舒适和进步的同时，想过渗透于其中或隐藏于背后的媒体的狡黠吗？

　　这种狡黠，是由媒体的本来功能决定的。

　　世界极其复杂，每天甚至每时每刻都有无数的事件在发生。尽管媒体具有怎样的高效性集合性，也总是并且只能从自己的视角出发，从中选择一些在自己看来有意思有价值的东西进行报导，由此重新塑造出一个媒体事件即媒体信息。媒体世界、信息世界就是由这样的媒体事件媒体信息构成的。媒体的这种选择功能是先天的，是媒体本来具有的。这种选择性直接产生了二个危险的结果：一是其报道的事件在事实、性质、程度、影响等多方面，与现实中的事件存在着很大的距离或偏离；二是选择将一部分事件突出、凸现、聚集了，同时也将另一部分事实遮蔽、掩盖、消散了。而更危险的是，有时这种选择完全是媒体主观的意愿、构想和想像。于是，我们看到，仿佛媒体报道了什么世界才发生了什么，只要媒体报导渲染了，再小的事件也会引起广泛关注，成为热门成为新闻，有多少所谓的名人名流明星，就是这样被媒体棒起来抑或摔下去啊！只要媒体停止报道了，再热烈的事态再有意义的事件也会闻者渺渺，甚至烟消云散。因而，媒体构建的信息世界，可能是现实世界的局部模写，也可能是现实世界的简化、夸张或扭曲。在这过程中，自然而然地产生了引导作用，褒贬作用。本文开头所说的流行色，实在就是媒体这种引导作用的结果。

　　在媒体强大的选择权面前，一般受众实际上已经丧失了自主的选择权，更多地是充当了信息泛滥的奴隶而已。

　　这种丧失了对信息选择自主权的痛苦与烦恼，我们都有切肤之感：电视放映中，忽地跳出各种广告，喋喋不休，换了频道，还是喋喋不休的广告，美的丑的，赏心悦目的令人作呕的，一阵阵往你耳中袭去，一片片向你眼前扑来，躲不开避不了，只要广告费收进，哪管你观众什么情绪。

　　充当了信息泛滥的奴隶，不仅有这种痛苦与烦恼，更有思想的懒惰与麻木。打开电视电脑，人们面对无数拥挤着扑面而来的信息，文字的图象的，活动的静止的，很多人已只是满足于它们在眼前的晃动，经历着感官的刺激，心灵却深藏在背后，毫无所动，没有反思，更无批判。信息和它的受众之间构成了单向度的空间：只有无穷的信息在眼前跳跃舞动消失，受众盲目地感受着接受着，没有选择，懒得思考。时间和生命就在这漫不经心中稍稍在身边流走。

　　媒体的狡黠在这思想的懒惰与麻木中暗暗得逞。以消费为例。某产品广告，或者削价销售、有奖销售的广告，那怕低俗得让人厌恶，长时间的狂轰烂炸，总会给人一种印象，甚至催动起人们购买的欲望，即使自己并不真正需要；到了商店，也会不由自主地寻找这广告中的产品。由此便形成了虚假消费。在进行虚假消费时却毫无意识，这时便真正成了媒体信息（广告）的可怜奴隶了。想一想，我们处于这种状态的情景还少吗！

　　媒体的狡黠随着从业人员职业素质与道德的提高会有所控制有所减少，却永远不会完全消失。揭示其狡黠、抵御其消极作用的，不是媒体，而是媒体及其信息享用者自身。